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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78|㉒赵建中:出莫干山记——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

2023-06-02 08:45:52 986

摘要:□赵建中一我的童年与少年是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度过的。我头悬梁,锥刺股,死心塌地要考大学,与两位在山上的好伙伴有关。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文革中破“四旧”,莫干山各单位及私人藏书许多被抄走,很大部分被堆放在荫山街集中焚烧,可以见到的书很少。那时...

□赵建中

我的童年与少年是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度过的。我头悬梁,锥刺股,死心塌地要考大学,与两位在山上的好伙伴有关。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文革中破“四旧”,莫干山各单位及私人藏书许多被抄走,很大部分被堆放在荫山街集中焚烧,可以见到的书很少。那时莫干山已经很少有中央首长上山疗养,游客更是难见踪影,景区管理部门处于半瘫痪状态,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有两个好伙伴,大我两岁,一位是我父亲所在的莫干山公安分局同事的儿子,叫邵颖山;一位是莫干山管理局女干部的儿子,叫张少中。那位女干部负责管理莫干山管理局图书馆,少中知道里面有许多中外名著,于是,他就带领我们悄悄地进入馆内。其时,由于这些图书大都被认为是“封资修”毒草,已长时间无人问津,上面积满灰尘。看到这一排排的图书扑面而来,我头昏目眩,激动万分,真的就如高尔基所说:“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左起:邵颖山、张少中、赵建中、莫干山中学余凤岐老师。

起初我最想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三侠武义》《七侠五义》等历史与武侠类小说,但这些书大都不见踪影,留下的多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如茅盾、巴金、闻一多、刘白羽、丁玲等的著作,还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读得最多的是外国长篇小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美国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马特洛索夫的《普通一兵》等。罗曼•罗兰与杰克•伦敦的小说弘扬个人英雄主义,奥斯特洛夫斯基、马特洛索夫的小说弘扬集体英雄主义,但都使人卧薪尝胆,奋发有为,是很好的励志读物。也许正是受到这些读物的滋养,我觉得自己的一生不能庸碌度过,而应该有所作为。

1977年,我正读高一的时候,全国高考开始恢复。这让我看到了奋斗目标。这一年,颖山、少中已经高中毕业,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名参加高考。颖山与我同住在莫干山公安分局的家属楼,高考结束后,他很关注后续情况,与我交流也挺多。他告诉我:77级的考试由各省市出题,浙江省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是《路》;有一个造句是“与其……不如……”,许多考生看了不知其意,更不知如何造句,有一位考生写“与其吃饭,不如吃粥”,老师说立意不高,估计也不能得分;数学题目特别难,估计考及格的很少。这一年因为匆促上阵,颖山、少中没有考上,但他们的勇气以及颖山对我说起的有关这次高考的点点滴滴,让我觉得大学并非遥不可及,并激发了我的斗志。在他们复习迎考期间,我与少中的接触比较多。他经常是一到我家附近就用猫头鹰的叫声作为暗号,将我召唤出来碰头。他是一个读书种子,知识面广,尤其是知道许多冷门知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有几次我聊起自己刚学到的、自以为是比较冷僻的知识,他基本上都知道,比如欧几里得与几何学、海森堡与原子弹、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他都能说出一二。就在这期间,在来宾不多的莫干山,他居然遇到一位杭州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并且相谈甚欢成了好友,他也借此了解了杭大的情况。之前我对杭大没有什么概念,听少中一介绍,这所虽然不是全国重点大学,但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的高等学府就印在了我心底。我的爱好是中文,于是我就将目标锁定杭大中文系。

在我记忆中,77年的莫干山中学没有考取大学生,因此,当我埋头苦读一心考大学的时候,我周边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理智一点考虑,我考取的希望的确是微乎其微,但很奇怪,我的直觉却对我说:你能行!

虽然决心很大,但是要实现目标并非易事。我就读的莫干山中学是“戴帽子中学”。这类学校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有点类似给人戴上帽子后提升身高,目的是解决农民子女的升学问题。当时,德清县有一中、二中、三中三所正规中学,分别在德清城关、新市、武康,而在庾村(现为有“民国风情小镇”之誉的莫干山镇)的莫干山中学各方面条件就相对较差。不过,这所中学的前身是莫干小学,由曾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民国政府外交总长、教育总长的黄郛创办,当年名闻遐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纷至沓来。

莫干小学首任校长郑性白。

莫干山小学创始人黄郛。

莫干山中学旧址。

小礼堂,民国建筑,现为莫干山民国图书馆。

该中学的初中与高中的学制分别为两年,所用教材不规范,有些老师的资质也不够条件。学校一会儿学黄帅,一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好好上课的时间不多。高一时,校长积极响应号召,将原来的高中停办,在莫干乡高峰大队办了一所农业中学,原莫干山高中两个班级整建制搬入。在这期间,我们住在学校宿舍,白天看鸡鸭奔跑,闻鸟语花香,晚上看满天繁星,听取蛙声一片;在地里种番薯,将番薯挖出来后,再跟着当地农民学酿酒,有些同学还喝得醉熏熏;结伴上山,到松树林里摘寒露菌;赤脚下到田里钓黄鳝,虽然钓出黄鳝又抓不住,但仍然乐此不疲。真是读书不多,乐趣不少。不过到了77年底,因各种因素,农中学生开始分批搬回,我是回来的第一批。回到庾村以后,我的学习才逐渐走上正规。

在复习迎考期间,教我语文的朱老师对我影响最大。朱老师名叫朱天佑,当年我正好知道解放军有一位开国上将叫李天佑,于是就觉得叫天佑的,都很厉害。他带一副黑框眼镜,眼神聪慧灵动,脸带喜气,性格俏皮。他常穿深蓝色、暗门襟的中式服装,戴一条围巾,走起路来长发飘飘,健步如飞,有点民国知识分子的范儿,风度潇洒不亚于电影《早春二月》中由孙道临扮演的肖涧秋。

朱天佑老师。

朱老师观念新潮,不讲究师道尊严,与学生关系亲密。刚入高一的时候,班上几个皮大王上课时老是捣乱,他不去训斥他们,反而在班干部选举时,有意识地将其中一个为首的皮大王推举上去。皮大王一旦当上班干部后,神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变得非常听话、有责任感,只要朱老师有指示,总是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很有执行力。其他一些调皮捣蛋的小喽啰因为缺少了领头羊,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他还很有幽默感。当时莫干山上海游客较多,有一次他专门在课堂上模仿上海人吵架动口不动手,外表嚣张、内心胆小的样子,最后手足并用,学着上海人一边嘴上说“侬来、侬来”,用手指着对方,一边一步一步退后,最后拔腿就跑,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上课时他忽然对我们说:“同学们啊,你们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这可是关系到你们将来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大事啊!”不过,朱老师上课虽然气氛活跃,但是有放有收,热闹中有秩序。

上课提问时,朱老师还喜欢叫我回答,并经常给予表扬。因为一直得到肯定,于是,只要他提问,我总是踊跃举手。记得有一次写作文,他出的题目是《国歌嘹亮》,结果我写的文章又得到他高度赞赏,还用蜡纸刻印出来分发给同学作为范文。在他的教导与鼓励下,我对语文课越来越有感觉,后来考上杭大中文系,就与他很有关系。许多教育心理学家说,好学生是夸出来的,看来很有道理。

虽然朱老师是一位文化人,但也很接地气,动手能力很强。我去过他家。他家是一幢三层小楼,由他自己设计。小楼有哥特式的尖顶、回廊、阳台、露台、庭院,感觉是欧洲中世纪城堡的缩微板,在当地村民的房子中,的确如鹤立鸡群。我考上大学不久,他还依托莫干中学办了一个校办工厂,工厂办得风生水起,在当地很有名声。

在复习迎考阶段,我住在庾村汪家一间由村民出租的房屋。就在这间屋子,我度过了许多个紧张的日日夜夜。

自从母亲到莫干山麓的庾村工作后,我也随之而来。起初我住在邓家。邓家的原主人是上海一位有名的建筑师,这是他的乡间别墅。邓先生去世后,由他家人居住。后来这幢别墅的部分房间成了莫干山供销社所属的招待所,我母亲就是招待所的管理员。但不久以后,因招待所房间紧张,母亲就在汪家一位叫胡厚卿的村民家租了一间屋子,让我与哥哥去住。

也许为了省电节约开支,我所住的那间屋子房东没有安装电灯,于是我只能在煤油灯下学习。当时我迷上了看小说,尽管复习迎考十分紧张,我仍然每晚先看小说,再复习功课。我给自己规定了阅读的页数,页数一满就复习功课,而实际上经常是页数满了,小说书仍然舍不得放下。虽然过后会后悔,但第二天依然如故。就在这既内疚又自责的状况下,我看了线装的《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文革前出版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烈火金刚》《创业史》;文革中出版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铜墙铁壁》《大刀记》《海岛女民兵》《西沙之战》等很多长篇小说。不过这些书也没有白看,对我提高语文成绩很有帮助。

到胡厚卿家后,起初我与哥哥住在一起。哥哥此时已经下放莫干乡燎原村中三队,后来又被吸收参加武装民兵。有一天他领回一把56式全自动步枪,将枪挂在床头,我还取下“操练”了一下。每到晚上,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挺开心。然而不久哥哥参军到了安徽,就留下我孤军奋战了。一到晚上,经常陪伴我的是在阁楼上来回乱窜、大闹天宫的老鼠,在屋子不远处叫声瘆人的猫。起初我以为是哪家孩子在哭,后来才知道是猫的在寻找配偶。当时我想寻找配偶本来是开心的事情,为什么要叫得这么凄惨?于是有些纳闷。

哥哥赵建平在安徽当兵时。

兄弟俩在灵隐寺。

这期间,我与房东胡厚卿朝夕相处。他的模样有点像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演过《冰山上的来客》与《三进山城》等片的梁音,眉目英俊,鼻梁挺直,神情坚毅,骨骼清癯。即使背着一把锄头,也是腰板笔挺,目无旁顾,正步前行。不知是因为家庭成份还是其他原因,胡厚卿为人低调,平时寡言少语,踽踽独行,但他很愿意与我交流。他知识渊博,就在他的农家小屋,我们一起讨论过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他有一位妹妹,身材颀长,戴一副秀郎架眼镜,很有气质;他的妹夫也很温文尔雅,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汤学稼,大约是取学种庄稼之意吧,这让我想到他父亲可能是一位乡绅。两位一看就是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当时他们夫妇在外地工作,只是偶尔来拜访胡厚卿,但看得出他们夫妇与胡厚卿的关系很好。有一天我偶尔在屋内发现汤学稼留下的一堆书与好多本日记。这堆书中有俄文书、德文书,还有一本《范氏大代数》。这本《范氏大代数》我读过,但里面有很多是微积分的内容,我实在有些啃不动。

因为煤油灯实在伤眼睛,与胡厚卿熟了以后,我就到他们夫妇卧室隔壁带电灯的一间屋子复习。起初是与他们共用一盏灯,但后来即使他们睡觉了,我仍挑灯夜战。虽然电灯的光亮与我发出的动静会影响他们睡眠,而且还要让他们多付电费,但胡厚卿从来没有怨言。他的为人正如其名,确实是厚德载物。对他的关照,我一直心存感激。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到长广煤矿公司工作,到山东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回庾村不多;父母家搬到武康后,我去庾村就更少了,每次去也都是行色匆匆。我曾专门去胡厚卿家拜望,但因事先没约没有碰到。我一直很惦记他,三年前,我曾专门向母亲打听他的情况,不料母亲说:胡厚卿爬梯子检修屋顶时,不慎失足跌落摔死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嘘唏不已。前不久我看到莫干山中学的介绍及历届校友名单,发现名单中有他,也有我,这让我很意外,很亲切,也很伤感。如果他还在世,应该年逾9旬了。

是驴是马得拉出来遛遛。在1978年的炎夏,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莫干山中学的考场设在武康二中,在考试的前一天下午,我就入住该校的学生宿舍。

全家福。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父亲从未缺席。

我刚安顿好不久,已离家多日的父亲来看我了。在我复习迎考期间,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参加“招飞”——就是招收飞行员的工作,一直住在武康。每次我问他“招飞”的事,他总是一脸严肃,让我感觉事关重大。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起,有一位学生除了查三代时有问题,其他都合格,结果只能淘汰,为此他感到十分遗憾。记得这次武康中学宿舍看我的时候,他还随手带着一只印有“招飞”纪念红字的白色搪瓷杯,到了以后就将杯子放在桌子上,一边慢慢喝水,一边与我说话。父亲在宿舍逗留的时间不长,我由于已经有很长时间未见父亲,并且还是“他乡遇故知”,因此感到特别亲切、温暖。

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加上学生的床铺是木板床,十分坚硬,尤其是武康化肥厂的机器声通宵轰鸣,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精神状态非常不佳。第二天晚上仍然如此。因为晚上没睡好,各门功课的考试我几乎都是一面与瞌睡作战,一面做题目。不过尽管精神不振,考试时却如有神助,有些难做的题目基本都答对了。比如在文学知识类题目中有勾选小说《缀网劳蛛》的作者一题,我不假思索地勾选了许地山;在句中填词的试题中,我在“露”字前填“披”,组成“披露”一词,在“誉”字前填“毁”一字,组成“毁誉”一词,而这些知识点是在哪里接触到的,我压根想不起来。后来我问了几位同班的考生,他们都没有做出来,估计老师在上课时没有教过这些内容。

然而也有一些简单的题目却丢了分数,令我扼腕。比如说地理考试题目中有“拉丁美洲”的名词解释。我本来熟悉拉丁美洲,知道拉丁美洲是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但考试时一时脑筋短路,写了很多有关拉丁美洲的地理概况,却没有写到:就拉丁美洲的语言而论,西班牙语占统治地位,其次是葡萄牙语,再次是法语,由于这都属于拉丁语,因此美国以南的众多国家被称为拉丁美洲国家。这是得分的关键。这道题我一出考场就反应过来了,但已经不可挽回。印象中这道题目的分数还不少。

就在高考这些天,武康的天气非常炎热,考场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我用纯蓝墨水的钢笔做考题的时候,汗水沿着手臂不断留下,将历史、地理两门考试的部分答案弄得模糊一片,以至于考试后我经常想到老师阅卷时,是否会因为答案看不清楚而扣分。还有一个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语文考试时,一位监考老师从我身边来回走过几次,看了我的答题后,还用赞许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纷纷离席交卷,这时我听到他轻轻地对边上一位老师说:我们这个考场大概会有人考取的。

考完最后一门课的傍晚,我在食堂吃好晚饭后出去散步。食堂附近的小操场上摆放着一只21吋的电视机,当时正在播放《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曲,并配有画面。这给薄暮时分的校园增添了轻松欢快、蓬勃向上的气息。此时我一身轻松,因为马上就要与一大堆复习资料告别,并直觉自己的未来会有好运。

这次考试还留下不少花絮。校长说:有一个考生没有答题,而是在试卷后面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小子无才,爹妈逼来;试卷打开,鸭蛋滚滚来。同学们听了,个个笑得很开怀。

发榜的这一天来得毫无征兆。一天下午,我正在上公共厕所,突然门被粗暴推开。这个厕所是汪家生产队修建的,就在马路边,一推开门,如厕者就直对马路,再加上天气炎热,我还赤着膊,这一来几乎是让我裸体展示。我怒不可遏,大喝一声:谁呀?一看站在门外的是我弟弟,后面还跟着他的小伙伴。一看到我,他就激动地对我说:考取了,考取了!街上贴着红榜,大学文科赵建中,大学理科陈国平。

于是,我赶紧起身奔到街上,一看大红榜上果然写着我俩的大名。当时莫干山中学只有我与陈国平过分数线。陈国平的考试分数已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但后来因政审不顺迟迟未被录取,直到我已经到杭大中文系报到后,他才被湖州师专招入。后来他又发奋努力,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

与莫干山地区七七、七八年考取大学与中专的伙伴们。左四为余凤岐老师,右四为笔者。

我考取大学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家喻户晓。我在庾村的忘年交,诗、词、书法、篆刻兼通的卢前先生还专门为我刻了一枚图章,并专门赋诗《贺赵建中上大学》。诗云:试场决战逞英豪,终究真才能夺标。万里长途开跬步,东风猎猎马蹄遥。当时的中国已从十年浩劫走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成风气,再加上已经举行过两次高考,于是,考大学就成了举国上下热议的话题,大学生也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我母亲当时在莫干山供销社的五金营业部上班,听她说,我考上大学后有不少父母到她店里来取经,而我母亲则将我“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苦读精神大大宣传。其实,我的表现并没有她说的这么好。

卢前先生。

卢前先生给我刻制的印章。

考取杭大中文系后,兴奋之余我想起朱老师关于草鞋与皮鞋的话,于是就觉得应该准备一双皮鞋。我很想买一双当时流行的三节头皮鞋,而这一是要有钱,而当年几乎每个家庭经济都不宽裕,我家也没有这个闲钱;二是要有店,但庾村的百货商店里只有胶鞋,没有皮鞋,所以并非易事。为此,父亲就决定送我一双自用的警官皮鞋。

父亲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参加公安部队,后转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派到省厅直属莫干山分局。我父亲这一辈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组织特别忠诚,很珍视组织上给予的一切。历次会议与活动所发的纪念品包括笔记本、钢笔、各类证书,甚至于出席证、代表证等他都一一珍藏,公安机关所发的服装也同样如此。家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不同年代、不同款式的警官制服,从颜色分,有蓝、白、草绿、橄榄绿的制服;从功能分,有春夏、秋冬的制服。与此同时,父亲还珍藏着很多双警官皮鞋。其中有低帮皮鞋、也有高帮皮鞋。这些衣服和鞋子都保管、打理得非常之好,大多数与新的一样。

父亲的皮鞋仿造前苏联警官皮鞋的样式制作,用料都是上等的小牛皮。鞋子擦油以后,再用干布一打磨,鞋面就会泛出油亮乌黑犹如金属物体上发出的光泽。鞋头部分高高隆起,十分坚硬,就是一个成年人踩上去也绝对不会变形,估计与犯罪分子搏斗时踢上一脚,也是很有杀伤力的。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品质如此精良的皮鞋了。父亲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皮鞋相赠,我自然很高兴。正巧我们的尺码相同,大小正合适。略有遗憾的是,我喜欢比较轻便的低帮皮鞋,而父亲给我的却是一双沉甸甸的高帮皮鞋,穿上后步履沉重;给哥哥的却是一双低帮皮鞋,让我好生羡慕。也许正是穿上高帮皮鞋走山路不太方便,父亲平时不太穿,所以新鞋比较多吧。此外,父亲还送我一套民警制服:一件白色的上装与一条深蓝色的裤子。

建于民国时期的莫干山汽车站。

莫干山方言中,“出山”就表明一个人有出息。考上大学,当地人认为是“出山”的标志。且不论考上大学是否就有出息,但对我来说,考上大学确实是让我走出了莫干山。1978年10月,在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日子,我在父亲的陪伴下,从莫干山汽车站出发,乘坐从庾村到杭州武林门的长途汽车到杭大中文系报到。从此,我的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2022年7月1日 上海

【回音壁】

沈卫东:有《出埃及记》的赶脚。[调皮]。

赵建中:哈哈,有个经典影片就叫此名。这来自圣经。

凌凌:@赵建中 。“出山”台州方言也是有出息的意思。

赵建中:对的,浙江方言里这个词比较普遍,可能是因为浙江山多吧。当时交通不便,如果不到外面工作、读书,基本就困在山里了。

陈建新:出山的小赵到了杭大,给人老气横秋的感觉,现在看来就是这双警官皮鞋起了作用。。

尚建:莫干山真是个世外桃源,让小赵有这么快乐的少年时光,还有那么多文学名著的图书馆可以享用,好生羡慕。有爱读书的小伙伴、有悉心指导你的老师,你才仰天高歌出山来,还蹬着铮亮的皮鞋。

吴存存在一个美梦之中被父亲唤醒,得到中榜的消息。多优美的感觉!而你却在厕所里怒吼一声:“谁呀!”来迎接高考喜讯,这太影响阅读美感了,, 笑了好一会儿才可以继续看下去。

赵建中:哈哈,当时的确十分愤怒。因为厕所直对马路,我还赤了一个膊,简直是在裸体展览。

许贺龙:@赵建中 这个情节具有戏剧性。。

赵建中:@许贺龙 本来我也想写点细节的,但觉得不雅,给人阅读带来不适,所以省略了。[笑脸]。

许贺龙:@赵建中 类似的场景,广宣兄的文章中也曾有描绘。。本群自新开张始即已确立了“粪青”的风格。。

赵建中:看来我可以补写一下。@许贺龙

许贺龙:大俗则大雅。。@赵建中

沈澜:尚健看得仔细,我读了点评再回去找,才听到厕所里的一声怒吼。

陈建新:看来你朋友和你讨论啥啥诺夫,让你学会了记住冗长的俄罗斯名字。

许贺龙:小赵同志在莫干山的经历浪漫多彩,令人羡慕!早早就锁定杭大中文系,且得遂所愿,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文中提及穿草鞋穿皮鞋的故事,用在你身上特别切合!你的大皮鞋已经成了那一段历史的象征!。

赵建中:@许贺龙 你给我毕业纪念手册的就题词是:一口正经的歪话,一身雪白的制服,一双乌亮的皮鞋,一个难得的人物。哈哈,抓住了特征。

朱承君:我在上大学的头一年其实是相当自卑,因为发现与同学的差距太大了。让我自卑的就有小赵,他总是口吐莲花,一串串类似诺夫、斯基的俄罗斯作家名字,对我来说就像吃了葡萄不吐葡萄皮那样拗口,这让我几乎崩溃。差距原来来自莫干山上的图书馆。

应沪晨:差的何止一个图书馆呢?赵同学入学后的满口什么什么司机、什么什么夫,镇得我们同龄的人一楞一楞的。这个差距,之后不仅没有缩小,至今反而越来越大了!

朱承君:原来沪晨也被镇住了。

贺雪飞:不知道这个图书馆跟建中兄的诺夫、斯基等“莲花”是否有渊源关系? 。

赵建中:@雪飞 这个图书馆是我们中学的礼堂,主要作用是给我们打乒乓球,后来才成为民国图书馆。俄苏小说都来自莫干山管理局图书馆,在山上。

贺雪飞:那山上图书馆比现在的民国馆更有故事吧,主人公之一就是赵先生啦。[笑脸]。

赵建中:那是的。山上山下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任晓岗:@雪飞 现在补课不赶趟啦。。

吴朝骞:@应沪晨 @朱承君 @雪飞 我们都输在起跑线上。。

赵建中:当时俄、苏小说看了许多。俄罗斯名字有本命、教名、父名等,所以特别长。我记其他事情记不住,但记俄罗斯名字是挺轻松,这也有点奇怪。不过俄罗斯名字好多相近,记起来有规律。@陈建新 @朱承君 @应沪晨

钱志熙:这层楼的关键词是莫干山。莫干山至今没去过。上大学时有一个奇怪的印象,总以为那条“莫干山路”,沿着它可以直接走到莫干山去。。夏承焘先生写过几首莫干山诗。“万松浮梦到西湖”,可见癯禅先生也曾经做梦从莫干山走到西湖。。

郑广宣:@钱志熙 如果从城区去莫干山,确实大多从莫干山路走。

钱志熙:看来也没全猜错。。只是不知道徒步的话,大概要走几天?

吕立汉:我也没去过。等建中还乡,咱结伴而行如何?

钱志熙:好啊!当年杭州那些名流如马一浮、夏承焘他们都到那休养!咱们也学学,跟吕校一起去。请赵同学讲解名胜,尤其是去找山上那座图书馆。@吕立汉

任平:莫干山曾有杭大教师休养地,我在某暑假随父亲住过半月余,同行是吕漠野及子女。记得每天早饭是南瓜稀饭,笋干是极多的。。那时小,与吕一波每天玩,但记得放了些电影。@赵建中

钱志熙:夏先生的杂咏,应该就在杭大教师休养所写的了。@任平

郑广宣:@任平 现在还有这修养所吗?

任平:@广宣 被省里收回了。后来是省府招待所。

郑广宣:可惜了,本来还可以去转转。

陈建新:我们二班曾经组织一次莫干山游。

任平:别墅楼好几座,可以请小赵联系一下,付费优惠就行。新建的旅社也很多,条件好些,但没有旧的有韵味。

陈建新:我们今夏可以组织一次莫干山游?

任平:莫干山清凉胜地,夏天好去处。

赵建中:@陈建新 好的,我来问问。不过夏天可能费用比较高一些,而且人多,有时交通堵塞。深秋满山红叶,景色也比较好。

钱志熙:京尘如雾着心烦,痼疾烟霞又放顽。我有雁山归路熟,闲情却话莫干山———《看群中同学畅谈莫干山偶吟,余未遊也》。

莫干山也向往已久。我这个浙江人,浙江走得最少。。@任平

陈建新:夏天去莫干山、雁荡山价格都很贵,有兴趣大家聚聚,挺好。@钱志熙 北长江必须来啊。。

任平:@陈建新 各抒所长,美美与共。[愉快]。

钱志熙:好的,诸兄现在都是神仙,来去乘风,弟还被困在红尘中。。

苏一中:群里大都是大伽,嫌贵就是装穷。建议四十周年聚会安排在莫干山。

沈卫东:同意!定好时间,我从南京沿着莫干山路来。

沈澜:赵同学的莫干山和管理局图书馆真可算是那个年代的世外桃源了,好生羡慕。听同学闲聊莫干山就当是神遊了一回。总算我还去过一趟雁荡山,和卓娅同去的,特别开心。

陈建华:读小赵《出莫干山记》,总想起那幅“老子出关图”,画面上,老子悠然骑牛,一副意得神满的样子。人杰地灵,小赵经历莫干山的修炼,自是皮鞋阔阔、与众不同。我在想,在那书荒年代,特殊的境遇却送给他整一座高干图书馆,相比之下,我等还不就叫输在起跑线上?小赵的生活一直是优裕的,印象中,微笑始终没有离开他紧致饱满的脸。懂得欣赏音乐和电影,钟意于写作和翻译,有同学到上海会一起找个酒吧或咖啡馆泡泡,出外地若有可能总会携优雅的赵太同行……小赵真是“老有腔调”,活出了中文系男生应有的样子。愿其永葆!

作者简介:赵建中,1961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杭州大学中文系学士,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曾任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上海诗词学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文艺评论协会、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累计出版、发表文艺理论专著、文艺评论文章、散文、日文翻译作品等15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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