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50号大教堂：1984年莫干山会议主会场内堂。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图）（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进化地标）中国当时正处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前夜，这次会议首次让年轻...
450号大教堂：1984年莫干山会议主会场内堂。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图）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进化地标）
中国当时正处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前夜，这次会议首次让年轻一代经济学人齐聚一室，纵论国策。
近日，莫干山管理局局长助理刘建林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想预约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旧址——450号大教堂参观、开会的人。
2001年，教堂由于火灾而遭到破坏，直到2018年才修缮完毕，对外展出。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地处沪、宁、杭三角中心，属于天目山余脉。风景倒是其次，它的广为人知，却是与在此召开的中国改革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相关联。
1984年9月3日，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上了莫干山，在此开了为期一周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当时，中国正处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前夜，这次会议首次让年轻一代经济学人齐聚一室，纵论国策。
此后30年，这批经济学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大多扮演了重要角色。
刘建林今年42岁，他在1997年通过双向选择安排进入莫干山管理局办公室工作。
工作中，刘建林陪同接待了当年的会议参与者朱嘉明、黄江南、贾康、常修泽、张维迎、贾春峰等人。他与同事一同整理出当年会议的相关资料，展出于会议旧址的大教堂中。
独立学者柳红致力于研究1980年代经济学史，她在一本名为《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书中提到，这场会议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与会者大多是通过文章投稿获得莫干山会议的“入场券”。
“以文选人”和“五不讲”的规则让全国中青年研究者为之一振。消息发布两个月后，《经济日报》公布，投稿参选的论文达到1300多篇。
这些创意来自于四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黄江南、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师朱嘉明、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经济学周报》总编张钢。这四个人也是会议实际发起人。
据柳红考证，会议草案是在1984年夏天，朱嘉明、黄江南和张钢三人到天津参与学术交流，在返京途中形成的。当时由朱嘉明口述，张钢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在一张破纸上写下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研讨会的设想。
会议方案落实后，筹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分头进行：朱嘉明、黄江南负责拟定整体会议议程及选定与会人员；张钢负责联系媒体及发起单位；刘佑成则负责协调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安排会场、会务等工作。
论文选拔工作在北京燕京饭店进行，经过七次评审，论文组选定124名论文作者前往莫干山参与会议。
南方周末记者从莫干山管理局获得的一份参会名单显示，除了124名参会代表以外，还有浙江省领导及国家部、局代表11人，会议领导组11人，新闻组19人，浙江省特邀代表19人以及会务人员24人等，共计208人到会。
此外，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李湘鲁，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闻讯上山，了解会议情况。这些人并没有被记录在名单中。
刘佑成在文章中回忆，当时领导干部及少数人员住在莫干山荫山街公寓楼招待所，大部分人员分散住在莫干山芦花荡等避暑别墅。
刘建林感受最深的是，即使相隔数十年，这些与会者提起当年在莫干山上生活的日子，依然历历在目。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贾春峰重返莫干山时，还能清楚找到当时入住的215号将军楼二楼左手边的第一间房。他对刘建林说，由于当时住处离大部队较远，常常路上席地而坐讨论问题，回到房间还在整理思路。
朱嘉明在日记中记录了在莫干山工作生活的日子。他清晰记得，他当时居住在329号楼牧师别墅，几乎每天早晨都去登山。
会议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不允许带稿发言。124个参会者被编入7个组，分别是宏观组、企业组、对外开放组、流通组、金融组、农村组、理论组，对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
此外，会议开创挂牌讨论的形式，各个参会者可根据自己兴趣参与，开会时间从白天持续到晚上。
在多天的会议中，宏观组“价格改革”是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围绕这一话题，形成了三个论派，分别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的“调”派、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和在讨论中逐渐形成的“调放结合”派。
会议结束后，各个专题选派代表下山前往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华生作为价格组代表汇报会议讨论出的“价格双轨制”思想。
同时，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由部分参会者写作会议报告。当年9月15日提交了七份专题报告，分别关于价格改革、国企改革、股份经济、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变动。
一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并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50号大教堂：1984年莫干山会议主会场内堂。 （IC photo/图）
开会的那群年轻人下山了，但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却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其中也包括莫干山。
今年49岁的沈小杰是莫干山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皇后饭店的总经理。1987年，刚初中毕业的沈小杰在家人的建议下，上山当学徒工。
他回忆，当时国营饭店仍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特色，按照每人每天的固定标准配餐。服务的对象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疗休养人员，1990年代初期，散客才多了起来。
1992年前后，莫干山允许职工自主承包经营，沈小杰自愿停薪留职，承包位于荫山街的管理局机关食堂，取名“裕华酒楼”。不同于国营饭店，沈小杰的酒楼接受餐食预订，在能力范围内满足客人需求。“饭店吃完饭就走，酒楼可以坐下来喝酒聊天，我还配了卡拉OK”。
“下海”两年半后，山上的国营饭店搞活经营，开始实行按劳分配，沈小杰和妻子回到原单位武陵村饭店。
沈小杰回忆，1994年前后，餐厅的采购限制也逐渐放开。以往必须从指定的食品贸易部、供销社采购，品种单一，在放开限制后，可以申请到杭州买冻肉、冻鱼、冻虾等食材。
在1996年以前，莫干山山脚下的劳岭村还是泥泞的黄土路，村里付不起电费，“我们这个条件，当时算是贫困村。”48岁的劳岭村村主任邱永强说。
邱永强介绍，2006年，一名叫高天成的南非商人来到劳岭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三九坞旅游，由此改变了劳岭村的产业结构。如今，劳岭村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0%。
高天成在劳岭村相继打造了“裸心乡”、“裸心谷”、“裸心堡”等项目，其开创的“洋家乐”模式风靡莫干山半山腰或山脚下的其他村落，庙前、紫岭、鸭蛋坞、后坞、南路仙潭这些地区都成为了民居聚集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他们的理念来到莫干山。2011年，在杭州开办国际青年旅社的王天鹏在后坞找到了一块竹林，打造一批夯土小屋，他将这些房子命名为“后坞生活”。
那些在裸心乡上班的村民不仅会说一两句英语，还会做西餐、烧烤，把这些东西都学会后，村民回到自己家里也开起了民宿。
不满足于“洋家乐”的模式，2013年，劳岭村党总支部委员会进一步与高天成沟通，希望他在裸心乡的基础上打造出更加高端的度假酒店。
方案议定后，2014年，由劳岭村党总支部委员会出面租借三九坞21栋民房和500亩林地，村民的租金也从原先的每年8000元上涨至16000-18000元，租金十年一付，租期长达30年。原先已签订的合同则中止协议，重新与劳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订立合同。
经过四年的规划建设，2017年，以“裸心堡”为品牌的度假村开始营业，度假村内拥有30间厢房、30间崖景客房、25间小院、10间城堡客房，共95间客房。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实习生 陈熙
